刑部侍郎刘寿巡查北直隶，途中揭开冤屈案件

在北直隶的巡查过程中，刑部侍郎刘寿来到了沧州府。他并未事先向地方官府报备，而是以一名四处游历的书生身份与曹泰和陶骞同行，悄然进入了这座城市。在街巷之间漫无目的地游走，仿佛身处陌生的地方，目的是观察并感受当地的气氛。

途中，三人觉得肚子有些饿，便顺着街道走进了一个小巷中的饭馆。刚刚坐下，三人便开始点菜，并愉快地交谈。然而，他们很快注意到，掌柜的忙着准备几份饭菜，分别装进碗中包好，然后交给了一个伙计。伙计也没有任何疑问，直接将这些饭菜端出去。

陶骞看着这一幕，带着些许玩笑地问道：“掌柜的，您的生意真不错啊，食客坐满了，这一打包的饭菜，是送给谁的？”

旁边的一名食客插话说道：“你看不出来吗？掌柜这是心地善良，饭菜是送给那位住在附近的老婆婆的，完全没有赚钱的打算。”

掌柜的苦笑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：“唉，我们可是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了。我看着二郎从小长大，想着他渐渐成家立业，过上好日子。但谁曾想，二郎和毕氏一起都没了，连三郎也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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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话透露出了一场悲剧的开端，刘寿他们不禁沉默，心情也变得沉重。正巧，他们的饭菜也被端上了，三人准备开动之际，又听到了一句令他们停下筷子的言辞。

只听那位食客冷哼一声道：“我说，这都是那些昏庸官员害的！三郎和钟氏都冤死了！难道我们这些邻居都看错人了？”

“有冤屈？”刘寿心头一动，眼前的线索显然与他即将调查的案件有所关联。他匆忙吃了几口饭，然后与曹泰和陶骞互相示意，开始分头打探情况。很快，三人汇合在一条小巷的一个院门口。

经过了一番探查，他们终于拼凑出了一些事情的真相。案件的主人公是一名名叫王二的行脚商人，他在周围几个县之间做生意。王二的母亲年老体弱，平日里依赖儿媳毕氏照料。毕氏为人勤快且孝顺，经常照顾老母亲，还做些针线活补贴家用。婆媳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。

几天前，王二结束了一个长时间的出差回到家中。他在外两月，带回了不少积蓄，这令他母亲十分高兴，便要求毕氏将家中养的鸡宰了，给儿子做一顿丰盛的饭菜。王二母亲一心想让儿子开心，这顿饭成了他们团聚的喜悦。

然而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这顿本该是温馨的家宴变得悲剧四起。当天晚上，王二突然在床上痛苦地呻吟，邻居们闻声赶来，将他送到医馆。不久后，王二便不幸暴毙。县里的里正报告了此事，当地的崔县令立刻赶到现场勘验。

经仵作检查后，崔县令断定王二死于中毒。他询问了现场情况，得知王二在当天只吃了家中的一顿晚餐，而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。崔县令因此推测，毒源极有可能是家中宰杀的鸡，而毒药的来源自然只能是王二的妻子毕氏。

按照崔县令的逻辑，毕氏的丈夫王二死于中毒，而她唯一的嫌疑就是她的“不忠”。他认为，王二常年外出，毕氏年轻貌美，难免会有奸情，甚至可能与王二的堂弟王三郎有染。为了一劳永逸，毕氏可能选择下毒害死丈夫，若真是如此，那么她和王三郎便是罪魁祸首。

这个推理虽然表面上合情合理，但却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。由于那只鸡早已被吃掉，崔县令也没有找到其他物证，于是他便开始对毕氏进行严刑拷打，逼迫她交代与谁有不正当关系，如何下毒。

毕氏在最初时仍大声喊冤，但经过几轮惨无人道的刑罚后，她终于屈服，承认与王三郎有私情。崔县令随即命人捉拿王三郎，并特意没有透露案件的具体细节，意图通过王三郎的表现进一步确认罪行。

王三郎被带到县衙时，看到毕氏已经满身是伤，气息奄奄。他愕然道：“嫂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毕氏声音哽咽地回应：“叔叔，我害了你……”就在这时，崔县令大声喝道：“奸夫淫妇，竟敢在大堂上再做出这等羞耻事！给我狠狠地打！”于是，王三郎也遭受了酷刑，他在昏迷与苏醒之间挣扎了两天，最终承认了与毕氏合谋毒死王二。

然而，案件发生后的舆论却逐渐反转。很多邻居和熟人都认为王三郎并非那种行为不端的人，他一直以来以诚实和勤恳著称，甚至在王二外出时，还帮忙照顾王家的母亲和妻子。因此，大家开始怀疑，王三郎和毕氏的供述很可能是被严刑逼供所迫的结果。虽然大家私下议论纷纷，却没有人敢公开挑战县令的决定。

这时，刘寿和曹泰、陶骞三人正巧来到了王二的家中，发现了这一连串的不寻常。刘寿以刑部侍郎的身份详细审阅了案件卷宗，并很快发现其中的疑点：案件缺乏有效的证据，逻辑也存在严重漏洞。

刘寿毫不犹豫地展开了调查，并最终揭露出真相：王二的死因并非吃了毒鸡肉，而是被一只巨大的蜈蚣咬伤致死。王二的尸体上有一道细微的伤口，正是蜈蚣毒液导致了他的死亡。毕氏和王三郎并非凶手，真正的“凶手”是一只大蜈蚣。

这一发现让整个案件真相大白，也为毕氏和王三郎洗清了冤屈。最终，崔县令因冤枉无辜、错判死刑被罢官，并罚银五百两赔偿给他们。

整个案件的经过让人深思，不仅揭露了官员昏庸失职的事实，也让百姓们深刻感受到冤屈与误判可能带来的无尽悲剧。在刘寿的帮助下，冤屈得以平反，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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